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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聞道,夕死可矣……阿飛的家

惟願此生得以窺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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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下第6章到第9章读书笔记  

2013-08-16 22:42:33|  分类: 读书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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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下第6章到第9章读书笔记

 

12.6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孟子》全书中,著名的辩士和孟子有过两次辩论,前文已及之“嫂溺援之以手”章更为熟知,本章则可谓讨论名实、贤者等问题。试理清一下全段的文意发展脉络:淳于髡一上来就质疑孟子实无任何功绩,徒居官位而已,一难。孟子就举了几位贤者的例子说明他们的道一致,但是表现出来的功绩有异。淳于髡又以公仪子等人为例,试图证明贤者无益于国家,二难。孟子则回答,若无贤者,国家都灭亡了,何谈什么削地?淳于髡又提到贤人有所为,众人必然能够见到实效,所以其实根本没有贤者,三难也。孟子就以孔子的事迹为例反驳。全文归结为一点:淳于髡未必真识贤者。可以说,也是在谈识人之难。

 

79章都于王霸之辨(归结为义利之辨)有涉,同时也在感慨周制疲敝。

12.7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理想中的周代王制具体如何,可能到孟子之时已经很难得见了,是以前文孟子也有言:“无闻其详,闻其略。”不必太拘泥于实际,重要的是追思那种“郁郁乎文哉”的精神。《孟子》全书重点当然不在于谈具体制度,但是文中多次有涉,前文提到“五亩之宅”、“井田制”、“周室颁爵禄”,等等,多次讨论,此章又是一处。孔子之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的现象都屡见不鲜了。到孟子时,情况自然更糟。本文也是孟子对历史进程及现状的批判。齐宣王所急于了解的“齐桓晋文之事”是时代的主旋律,诸侯皆以复五霸之功业为理想。集注解释,人皆以为五霸于春秋之世有大功,却不知道破坏制度方面,五霸同样也是罪魁祸首。而再往下看呢,当今诸侯又违背了五霸一些积极的举措,是以为五霸之罪人。进一步,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今的大夫所为实皆“逢君之恶”,本为民贼,却反以为功。孟子深责时代之在位者不能引导其君向仁,以至于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128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孟子所处之时最受各国诸侯欢迎的政策无疑是富国强兵,奖励耕战,是以法家、纵横家和兵家等几派的学说相当流行。孟子面对的正是一种“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的环境,积重难返。鲁国靠不断吞并小国而坐大,完全摒弃了周制。又命善战之慎子为将军,孟子于是对此提出了怀疑。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孟子此处也可谓一脉相承,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孟子坚信古代的王者不会像当下行兼并之事,借古今对比,说明仁者都不会白白地夺取他国土地,何况于杀人以求之。最后的落脚点其实与上章如出一辙,指出君子应该引其君以当道,至于仁。

 

12.9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本章仍然承接上两段继续发明。孟子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热衷于纵横捭阖、抢夺征战的所谓“良臣”,这些人实乃民贼,跟上两段提到的“逢君之恶”与“杀人以求之”者即属于同一类人。而在位者不能引导君主行王道,反而一味以攻伐掠夺为贤,皆是助纣为虐也,亦即孟子所谓“富桀”、“ 辅桀”也。而采取这种措施,纵使侥幸得了天下,也是不能长久的,因为民心已失,不顾百姓身处倒悬之危。正义即指出,后世嬴秦之速亡即孟子此言之证也。

综合而论,上面三章对于君主和臣子都提出了批评,而孟子更侧重于质疑在位的士大夫阶层不能对于国君产生积极的影响,皆可谓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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